丹麦政府决定自5月31日起关闭驻伊拉克大使馆

因此，科技企业和金融机构更要按照金融科技总体规划，瞄准核心技术及其应用场景，有序有度推进新型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

就例如我们今天请来的瑞银的房先生，瑞银在财富管理、私人银行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作为一个全球领先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第一，客户得到更好的服务，第二，也促进了金融服务业的竞争和能力的提升，其实受益的是整个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作为正在崛起中的走向全球的第一大经济体和已经是全球第一大的货物贸易国和制造业大国，很难想象这么一个经济体的资本市场依然保持严格的管制而不能方便地支持市场主体的投融资活动，也很难想象人民币在这个过程中依然会是一个不可自由兑换的、不被广泛接受的、受到种种外汇管制的这样一种货币。

未来国际化的人民币必然由全球机构共同参与很多有深度的、交易活跃的人民币资产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等多个层面，这个体系必然要覆盖全球人民币投资者预期和风险偏好、反映人民币供给和需求相平衡的价格体系，涉及很多支付结算、托管、流动性管理的金融基础设施。世界银行预计，未来全球货币体系最可能出现的情景将是一种围绕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为中心的多种货币并存的格局，这个过程会为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新的需求和动力。三、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角度看中国资本市场开放 当下讨论中国的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从产业和行业角度看，有利于促进金融服务业的升级，提高金融业在开放条件下的竞争力。如果考察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可以发现一个典型的特征，中国在资产端持有大量债券，比如美国国债等，收益不高，负债端通过引入大量的政策优惠吸引大量外资。中国实际上在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环境下还是坚定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签署了RCEP、中欧投资协定，并表示会加入CPTPP，这意味着中国会在更广泛的对外经贸合作与各种形式的贸易协定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而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必然就是资本市场开放。

其次，在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上，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推动高水平制度化对外开放，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布局。一、 从全球金融体系的角度看中国资本市场开放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开放的逻辑和外部环境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差不多的升值幅度，但结果截然不同。

资源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交易、流通，基本的经济学框架是比较优势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经济学理论。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参加久负盛名的莫干山会议。美元全球日均外汇交易量大约6万亿，这6万亿美元的全球日均交易量决定了美元汇率，而且这是一个供求平衡、交易产生的结果，是一个均衡汇率，充分反映全球市场主体持有美元的价值判断、风险偏好和预期，因此也是透明、公允、可预期和相对稳定的。过去美国超市里的很多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现在看变化很大，越来越多地是越南制造、孟加拉国制造。

具体来看，这6万亿美元的日均交易量中，只有20%、约1.2万亿发生在美国境内，剩下的80%、约4.8万亿发生在美国境外，属于离岸交易，不受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的管辖。这种情况下，通过全球市场主体围绕人民币头寸和人民币资产进行广泛交易产生的人民币汇率，就是一个均衡汇率，它更加透明、合理、公允、可预期，因此更加稳定，从而能够比较好地指导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布局生产，实现供应链调整和价值链跃迁，服务目前中国大规模产业转移、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保质量发展要求。

这一观点背后的逻辑，首先是特里芬难题。进入专题： 人民币国际化 。随着日元不停地升值，日本产业不断地对外转移，刚开始主要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之后随着比较优势的继续变迁，产业进一步转向亚洲四小虎国家和地区，接着进一步大规模转移到中国大陆，最后形成了所谓东亚雁形发展模式。这既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人民币相对购买力不断提高的结果，也是美联储搞量化宽松和不断扩表的后果之一，而且经验数据也表明，多数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人均收入超过10000美元后，其货币将对美元汇率呈持续升值趋势。

如果我们把人民币国际化作为战略目标并按现有政策框架推进其国际使用，支持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布局生产、调整分工，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对于汇率形成机制和人民币相对价格信号的作用，就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和顶层设计。*本文据周诚君所长在2021春季莫干山会议上的发言整理。还是在那次研讨会上，我提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应对疫情方面确实要密切合作。我想，这也是我们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就要承认，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我们管不了人民币汇率，中国中央银行最终要放弃汇率目标，人民币汇率是全球所有市场主体对人民币的偏好、预期和交易决定的。对于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作为储备货币所需承担的责任义务往往是不尽一致的。

再次，美国滥用长臂管辖和美元霸权。过去，资源全球配置和国际产业分工主要通过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以美元汇率为核心的国际价格信号来进行。

事实上，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不管从数据上，还是从相关政策上，都可以看出这些重要的变化。对于人民币汇率而言，这个判断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含义和政策含义。这不仅可以帮助企业降低汇兑成本，控制汇率风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推动人民币对外使用。前不久，在陈元老行长主持的一次研讨会上，我专门分析了美国搞长臂管辖的逻辑基础。可见，只要开放金融市场，对国际投资者就有吸引力，就会有大量境外市场主体愿意投资持有人民币资产。尚希院长说美国现在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我对此有些担心。

可以说，天下苦美元已久矣。因此当马克对美元持续大幅升值时，所有欧共体国家的货币都跟着德国马克对美元升值，客观上与德国一道消化汇率上升产生的压力和成本，从而保持了供应链、产业分工的相对稳定。

当全社会借据足够多时，产生了一个集中的借据交换和清算者，扮演这个角色的机构最后逐步推出了标准化的借据，这个机构演变为中央银行，标准化借据也演变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法定货币。我想，这恐怕是核心要义，也是这个框架有公信力的关键所在。

为什么人民币资产在国际上这么有吸引力？去年前8月份境外投资者增持人民币资产就达到1万亿。三、关于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问题 刚才尚希院长说利率太高了，希望央行降息。

大家都很熟悉美元汇率、美元指数，讨论的也比较多，但美元汇率究竟是什么？又是怎么决定的？美元汇率就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相对价格，美元指数是美元对几种主要货币的相对价格进行加权计算后的合成指标。央行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美联储就是这么做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体现在哪里？很重要的一条是，与财政政策之间的边界要十分清晰，绝不轻易、无原则为财政买单。一个国家如果货币政策都不独立，如何对其发行的货币承担无限法偿的责任？如何保证其发行的货币是有公信力的？如何让全球投资者放心？所以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一定要独立。

反观日本，虽然1985年以后日本广泛推进全球布局，在东亚形成了所谓雁型分工产业格局，国民经济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但其雁型分工模式中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是盯住日元的。最近几年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以来，这一现象比较明显，我把它归纳为成建制、大规模的产业对外转移，国内尤其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部分产业、行业、企业持续往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甚至是非洲和南美国家和地区转移。

实际上，这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可见，虽然本币汇率上升通常会导致本国产业竞争力的损失，但其最终结果还要进一步考察供应链、产业链上其他国家是不是跟着本国一起来分担。

所以，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人民币外汇市场究竟在哪里？我想，它最终将不在上海外汇交易中心，不在境内诸多的小币种跟人民币的挂牌市场，而主要是在境外，在我们周边国家，在所有跟中国有密切投资贸易往来、愿意持有人民币头寸和资产的国家及其金融中心、金融市场。这时，单独依靠美元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扮演全球资源配置优化的价格信号作用，其地位已大不如前了，其效果也越来越差了。

这是因为随着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劳动、土地等要素成本持续升高，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以及其他各方面的要求如环保、安全生产等越来越严厉，一些传统产业在国内越来越没有比较优势，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出口时价格那么便宜、那么具有国际竞争力了。我不想沿着这个思路再展开，我去年9月份的演讲内容也会在这个月的《比较》杂志正式发表，到现在我没有改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地方政府非常开明，也很包容，20年、25年前，他们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时候强调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只要在本地投资、生产，产生GDP，创造就业，形成税收，不管企业是谁的、从哪里来，他们都欢迎。如果全球供应链中心、生产中心、价值中心都还在美国，美元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核心价格信号作用是有现实经济基础的。

在中国国内，我国中央政府十年期国债目前的回报率大概在3.2%左右，高的时候超过4%。毫无疑问，对于持有人而言，货币是一种资产，不管是现金，还是存款货币，包括现在的数字货币，都属于资产。

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在合作实施救助过程中，有非常清晰的机制，联储怎么出钱、财政如何承担责任，出资比例，股权还是债权，谁优先、谁劣后，等等，都有准确、清晰的界定。但是，货币放在财政手里和由央行发行时，两者的财产权利属性是不一样的。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大规模承接外部产业转移？是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以后，日元开始持续对美元大幅升值，最后上涨了大约2.5倍。因此SWIFT在按币种进行统计的时候，包括了这些国家的国内交易结算部分，但对于人民币结算，SWIFT只统计用SWIFT报文的跨境交易结算，少统计了我国国内交易结算这部分，实际上还少统计了通过跨境人民币清算系统（CIPS）和我国商业银行国际行内系统进行跨境结算的部分。